农历新年前我回到得克萨斯州中部的大学城一带，照例去当地连锁超市HEB和Costco采买。几样熟悉的商品确实更贵了：某些食用油、咖啡豆，以及外食与连锁咖啡的价格，跟一年前相比明显更贵。但同一趟采买也能看到另一面——鸡蛋比之前便宜，汽油价格仍在得州常见的低位区间。这种有涨有跌的体验，与全国民调呈现的普遍悲观并不完全重叠。它提醒我们：民调测量的是经济情绪，而生活感受则由地方成本结构与个人支出篮子共同塑造。

要理解这种落差，首先得把三件常被混为一谈的概念分开：价格水平、通货膨胀，以及人们对经济的主观评价。官方数据描述的是变动率；民众在意的则是“现在比以前贵多少”。即使通胀率从高点回落，价格水平通常不会回到疫情前，这足以解释为何不少人仍觉得日子变难——他们不是否定统计，而是在回应账单。但这只能解释部分差距，剩下的差距则来自美国自身的结构特性。

第二个来源是地理。美国不是单一市场，而是一组差异巨大的地方市场。能源价格、住房供给、土地成本、税制与物流条件，会把同一轮宏观变动切割成不同的生活体感：在得州这种能源与土地成本较低的地区，压力更可能集中在特定商品或服务；而在住房紧张、保险费与公共服务成本偏高的沿海都会区，压力则往往落在租金、通勤与各类固定支出。由于人们生活在不同的成本世界，当“全国平均”被用来概括所有人的处境时，民调与日常感受的错位便容易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