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达曼日前接受专访时，透露自己思想体系形成的过程。17岁的年终假期，他看完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为工人阶级发声、推动社会变革的纪实小说《愤怒的葡萄》，之后他自己大量阅读和社会、政治课题相关的书刊。到1970年代考上伦敦经济学院时，他已经很了解自己要什么。
2013年，时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发表财政预算时宣布，大型及豪华轿车的买家、高端和非自住住宅的屋主，都将缴付更高昂的税务，更多低收入者则将获得就业补贴，弱势家庭的孩子也不必担心输在起跑线上。
当时，许多人议论一揽子的政策措施旨在“劫富济贫”，甚至有人质疑新加坡政府开始偏离务实主义，逐渐往左倾斜。
事实上，他的前同僚当中，有人私下戏称他为“社会主义者”。
尚达曼（66岁）日前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透露自己思想体系形成的过程。17岁的年终假期，他看完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为工人阶级发声、推动社会变革的纪实小说《愤怒的葡萄》（Grapes of Wrath），之后他自己大量阅读和社会、政治课题相关的书刊。到1970年代考上伦敦经济学院时，他已经很了解自己要的是什么。
他说服教授们同意他自行定制课程，并且怂恿一群不同国籍的同学跟着他这么做，把选修经济学、社会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课组合在一起。他非常认真与深入地学习它们的理论和方法，乃至被认为他是左倾的。
要确保市场经济不是为个人谋利 而是为全民带来繁荣
但是在本科毕业时，尚达曼已经有了结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很弱，但为工人和普通人民提供更好待遇的道德和社会理由却很充分”。
他说：“我们得探索用什么样的方式，在不通过激进的方案底下，确保市场经济不是为了让人们自己谋利，而是能够为所有人带来繁荣。”
他澄清他的“社会民主愿景”与当时欧洲过度转向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有区别。 “这跟我最近呼吁打造福利社会是不同的。”
7月7日，尚达曼最后一次以内阁部长身份出席公开活动时指出，要帮助有需要的人，国家可以征收更多税，让政府发放更多津贴，这也是部分欧美福利国家的做法，但这存在局限。他认为，比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建立一个福利社会，让新加坡人为彼此负责、相互帮助，建立更活跃和更坚韧的社会。
青年的尚达曼在大学班上带领同学，同时自己联系相关的思想家和专家。他既像是个社会运动者，同时又是个学者。到了剑桥大学念硕士时，他师从当时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Robert Rowthorn，他的论文批判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并且获得老师称赞为他当时看到最好的文章。
制定政策是门艺术而非理论 需有一种理想当推动力
“我当时很理想主义，但那是一种实用的理想主义（practical idealism），鞭策着我去寻找真正的解决方案。”
大学毕业后，尚达曼到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上班，后来还当上了首席经济师。
“制定政策时，首要的考量是作为一个小经济体，新加坡要如何发展出在世界上竞争的能力。这是门艺术，不是理论，不是发展出竞争力再不断改进而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行动的经济政策思考方法，不是从意识形态开始，也不是从理论开始，需要有一种理想作为推动力。”
这些年来尚达曼贯彻了打造包容社会的理念，推动着他前进的理想始终是：改善普通人的生活，包括那些最贫困的人，以及那些教育基础较薄弱的弱势群体。他认为这需要“以集体行动为中心”，但这不是传统左派意义上的集体行动，即国有制或计划经济。
不赞同“光谱行动”逮捕22人 观点从没改变
“这是不同意义的集体行动，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社群，如何干预以便为人民创造真正的机会，让他们取得成功并对自己的成功感到自豪。……这不能交由市场去处理，它需要干预、需要合作。”
他认为，政府首先得确保经济具活力、创造就业机会，也得透过与雇主合作、透过教育和技能提升，加强人民的能力。
他举例，像渐进式薪金模式和就业奖励计划，就不仅需要政府推动，也需要社群的支持。另外，他近期不断强调要建立深层的相互敬重，包括对来自不同社会背景者的尊重和同理心。
提到尊重和同理心，话题自然过渡到政府1987年展开“光谱行动”，逮捕被指参与“马克思主义颠覆阴谋”的22人中，多人是尚达曼认识的。他决定从政时，就说过不赞同有关逮捕行动。
他受访时说，这样的观点从没改变，而且一早就把观点摆在台面上，对他的公职生涯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至于这些朋友如何看待他当初从政，他说：“认识我的人，知道我的推动力是什么，而这点从没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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