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照护者面对失智症父母或伴侣，是对人性的极大考验。《我杀了我的家人》整理五年内报道过的、发生在日本的照护杀人案，凸显现实的残酷，解方难求。在追求富裕的过程中，人们是不是错失一些重要的东西？同时也扪心自问，如何面对家人和自身的衰老?
电影《分手的决心》中，汤唯饰演的宋瑞莱看似温柔无害，以照料独居老人的看护为职业，实则却是屡屡杀人的凶手。年轻时为照顾病母才成为护士，母亲却因为饱受病痛折磨，请求她用芬太尼结束生命；第二次是策划谋杀家暴的丈夫，接着第三第四次，最后自杀，虽然动机个别，却体现“杀人犯”这一身份的复杂和幽微。
单凭血缘维系的亲情，不能承诺至高无上的爱和亲密，也无法为照料者提供源源不绝的能量。
在日本，数据显示每两周就发生一起照顾杀人事件。为了解背后原因，日本放送协会（NHK）2015年成立“照顾杀人采访小组”，整理出五年内报道过的照护杀人案，隔年推出纪录片节目《我杀了我的家人：“照顾杀人”当事者的自白》。
儿子弑母，妻子杀夫，在每日新闻迅速且直接报道谋杀事件、凶手和受害者资料的背后，这档节目希望挖掘照护者究竟为何跨越界线，对身边亲密的家人痛下狠手，不幸事件发生后，这些加害／受害者又如何活下去。
家人成了被害和被告
制作团队后将资料写成《我杀了我的家人》一书，收录11个案，显示悲剧发生前，家中可能是母慈子孝，也有恩爱多年的夫妻，刚刚一同远行回家。长期照料的开端往往猝不及防，又不见尽头，也许是一次摔倒骨折便失去自理能力，或脑梗瘫痪，或失智症的各种症状排山倒海而来，彻底改变患者的性情与家庭关系；无论如何，谋杀成了翻天覆地的分水岭，将所有关系简化为被害和被告。
不限于日本，年长者照护问题在老龄化社会皆成社会隐患。《我杀了我的家人》纪录片和书，立意不是为犯错的人开脱，最终要探索的，是社会结构的缺口如何形成无形暴力，诸如照护者和社会福利组织间的代沟，僵化的性别责任分工或婚恋观念，都不是法律判决足可包罗万有的课题。
面对失智症父母或伴侣，照料者须长时间照顾，包括面对失智症症状和脱序行为：不只是失忆，也会在夜里吵闹，谩骂亲人，或出现妄想症。付出大量时间精力，为患者做出自我牺牲的照料者却得如此回报，是对人性与耐心的考验。
不可逆转的身体机能衰退，和难以预料的疾病事故背后，更大的忧患是密不可分的家庭陷阱。有子女即便觉得“妈妈变成披着母亲皮的怪物”了，还是义无反顾负担起照顾的责任。当社会福利组织提供“强制分开”的选项，照顾病妻但已出现家暴倾向的丈夫可能会认为，既然是夫妻就不该考虑分居，甚至觉得对外倾诉，或仰赖长照服务是给别人添麻烦。
外人看不到的照护需求
即便社会福利机构林立，一些长期照护者面临的最大问题，却似乎是“问题还不够大”。能如常行走和进食，无须轮椅或差人喂食的失智症病患，有外人看不到的照护需求。私人疗养机构过于昂贵，公家机构却供不应求，只能收容重度高龄患者，“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也迫使照护者放弃外援。
另一方面，在老龄化社会中，照料者本身也可能是年长者，身体机能正衰退，甚至也患有疾病。书中一名八旬老妇，本来觉得夫妻互相照顾，白头偕老是理所当然的事，不料自己患上心脏疾病之际仍要照顾失智症丈夫，身心皆到极限，突然勒紧丈夫的脖子企图谋杀。案发两周后，当时身受轻伤的丈夫在她拘留期间病逝。还有一名50岁男子，为了照顾八旬病母放弃全职，昼夜不分地从事散工，改领时薪，同时面对经济问题和照护压力，同时产生孤立和边缘感，蜡烛两头烧。
显见，单凭信念是不理智的，缺乏充分的病理知识，或不足的社会援助，都可能引向悲剧。
未适应者承受更大压力
《我杀了我的家人》也揭示一些出乎意料的现象。团队采访的77宗案件中，开始照护到案发相隔不满一年的个案，竟占四分之一。因为时间较短，若还曾利用长照服务，法律难以将之归类为“照顾疲劳”，故可能会判得较重。这项调查结果提供新的视角：正因长照生活骤然而至，未能适应者才承受更大的压力。
当护理是一份工作，它起码有上下班的界线，涉及血缘亲情时，反倒艰难。不说犯案，许多人面临将年迈亲人送往护理中心的选择时，内心也无比纠结煎熬，愧疚于不孝和推卸责任。
NHK大阪报道局报道部总监横井秀信在书中提到，节目企划原是为了防止悲剧一再发生，但经过困难重重的采访，最终却是突出现实的残酷，解方难求。回顾NHK报道过的另一起老夫妻共同自杀事件，他再次发出叩问：在追求经济富饶的过程中，人们是不是错失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同时也不能不问问自己，如何面对家人和自身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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