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些欧美学者并没有乖离正统政治学,西方政治学始祖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政治学》中,不就强调政治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民的幸福生活吗?
新加坡独立后,用一代人时间从第三世界跃升至第一世界的成功故事名满天下,多年来吸引了大大小小的国家前来“参访学习”,已经不是新闻。
它们想模仿的主要是构成新加坡成功的各个“单元”或具体政策,例如经济发展模式、城市规划与住屋建设、市镇与交通管理、医疗保健系统、教育培训体制、环境与绿化的整治、水资源的经营、公平分配与扶贫措施、社会秩序与种族宗教和谐的维护等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各取所需的“模块选择”做法比较切实可行,容易操作,不致“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做出体制上的相应改变。
诚然,有些国家在深入研究新加坡后会发现,这些各自精彩的单元、政策之间其实是彼此有机联系、相辅相成的,是整个良治体系的一部分,并且了解支撑它的其实是我们独特的政治体制。但国情不同,政治模仿牵筋动骨,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