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和“事功”作为相对的概念，是中国著名作家沈从文于1952年一封家书中提出来的。当时，他在四川内江参加土改，从垃圾堆里找到一本《史记》，挑灯夜读，有感而发。他说：“诸书诸表属事功，诸传诸记则近于有情。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学！”“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则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现在说，且不免为‘无知’！”他肯定了《史记》中“有情”的部分，认为时人只注重“事功”，是因为人们太“无知”。在这封家书中，他也批评了当时的教育，“犹未能深一层理会这种功能和情感的差别性，只强调需要，来综合这种‘有情’与当前‘致用’之中，是难望得到结果的。”
前不久于香港城市大学主办的一场“文史对谈”中，美国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王德威也提到沈从文的人生道路和这封家书。当时讨论的正是文学的力量，因为“有情”，文学才有了永恒的生命力。我于线上聆听这场讲座时，却想到现在新加坡的华文学习现状。我认为，孩子们正是因为没有感受到华文中“有情”的那个部分，才无法建立起对华文的感情和兴趣。学校华文课程又比较注重实用性，没有余力去探索华文和华文文学中“有情”的部分。
先于王德威发言的是香港城市大学的郑培凯，他也是前城大中国文化中心创办人，他们都是钟情中华文化的老一辈学者。郑培凯说，他们老一辈做中文文史研究的学者，最开始读的都是外文系，学的是西洋语言文学，后来都把兴趣转向中华文史研究，和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郑培凯成长于台湾，小时候父亲让他学书法，也读古书，这让他对文字应该如何表达产生兴趣，也对文学产生兴趣。但那时候，台湾大学中文系强调的是“经学”和“小学”，也就是训诂、文字、音韵这些，与文学毫不相干。因此他读了外文系，以为和文学关系更近，没想到当时的外文系也不教文学。于是他大三又去读了历史，后来去国外留学也读的是历史。因为那时，他就体悟到了“文史不分家”的古训是多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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