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娜：从红头巾壁画谈谈对艺术的有形和无形限制

近日，桥南路一幅红头巾壁画引起争议，从有关新闻报道中，可以得知反对壁画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红头巾的形象问题，“此红头巾形象不佳，没有劳动者的样子，甚至像妓女”；二是抽烟的问题，市区重建局认为画中红头巾抽烟的行为不符合卫生部鼓励的戒烟立场。其实在早前的新闻报道中，这幅红头巾的创作者肖恩（Sean Dunston）已经对自己的创作做了充分的说明。至于艺术家如何表现其理解的红头巾，是艺术家应当享有的自由。这场争议也不禁让人想起，前几年百胜楼书城地面“书本满溢”画作和唐城坊中秋时的“无脸玉兔”所引起的那些争议。可见，艺术创作人在本地仍面临着舆论里许多“无形的”限制。

朋友送我几箱香港旧杂志，里面有一本颇有年代的《老夫子》，书页虽黄旧，却不减阅读兴致。其中有一篇四格漫画题叫“就地取材”。大意是老夫子在写生，警察说：“你怎么能站在马路中间写生？”老夫子却认为警察破坏了他的灵感便袭击了警察，接下来他只好“就地取材”，画看守所的栏杆了。老夫子站马路中间画画，又袭警，当然是罪有应得。但看到这则夸张的漫画故事时，我也不禁想到，在香港生活那些年，写生者的遭遇。凡是在路边写生、在公园写生的人，都常常遭到投诉，被斥为“阻街”，意为阻碍交通。这些是对艺术“有形的”限制。

当我来到新加坡之后，发现这里的人相对于香港来说，对写生者的态度是宽容的，人们几乎可以在街上任何一个地方写生，滨海湾公园付费才能进入的花穹里，也常常有人在写生。这让我以为新加坡是一个对艺术宽容的国度。然而，我起初只看到这些有形的方面，后来才感受到，对艺术那种无形的限制，比起有形的限制，更加令人难过。尤其是看到对一些展示在公众场所的艺术作品的议论，让人恍然以为穿越到前现代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