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伟：政治领袖的“不悦”与批评时政的尺度

言论自由是新加坡公民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不是任何圣君贤相的恩赐。我希望我个人的经历，证明的不是因为政治领袖宽宏大量，能够接受批评，言论自由的尺度才得以放宽，而是我国的制度，确实能保障任何人都可以无惧于政治领袖的好恶喜怒，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自由地畅所欲言。

《联合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先生日前在早报言论版发表了宏文《建国总理二三事——李光耀百岁冥诞拾遗》（2023年10月21日），提及十几年前我因为投函早报，措辞激烈地批评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对学习双语的看法和我国的双语政策而“冒犯”了李先生的一件往事。当初文章刊登之后，确如林先生所言，过了不久大学高层就找我去谈话，向我传达了李先生的不悦。当天会面的气氛相当紧张，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但我始终坚称，那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今后我也不会在我认为应该发声的时候选择退缩。

面谈过后，本以为总会有一些后果须要承担，但学校过后并没有对我采取任何行动，之后关于我的工作表现的所有评估和行政职务的任命，也一切按照既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当时学校应该只有极少人知道此事，我也没有询问过任何人，因此也不清楚学校是否曾力保我，才让我得以“幸免于难”。我不知道学校高层因为这件事承受了多少压力，但我接下来的事业和生活，确实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同时因为任教于中文系的关系，之后一些政府部门也不时在华文华语的学习和推广方面来征询我的意见，并不会因为我对国家双语政策的批评而对我避之唯恐不及。偶尔我也会投函早报，批评政府的观点和政策，甚至公开声援反对党，却再也没有任何人来向我“传达”来自当局或政治领袖的“不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