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本地写作人张森林与资深教育工作者胡林生在《联合早报》言论版上发表有关方言与华语的讨论,本“退休报人”也趁这难得机会,回顾了这些年来的广播及语文教学政策。不想这个课题引来作家沈璧浩5月14日的文章《从亲身学习经验看方言与华语之争》。继而次日的《早报星期天》专栏上,作者卢丽珊大表赞许,认为沈先生“针对报章上一轮又一轮关于方言和华语的争论”,振笔直书,“印证两者并不存在矛盾”。
言论自由,这里无意再引起“另一轮”争论,只想指出:一、语文政策是一个集体的课题,包括政策制定者在内的个人经历,并不能印证什么。二、通过华语教习华文的做法,不仅局限于新加坡,问问新上任的法国大使,便会知道。三、想提升新加坡华文水平,只有一条路:确保华语作为华人“母语”地位。
若论个人经历,一百个人有一百种。本人比沈、卢两位都虚活好多年,对不起,从来没有通过方言学华文的经验。上世纪60年代,教育部已规定以华语教学,华人老师南腔北调,学生都要靠猜来听懂他们的话。有的同学还因他们的方言腔给他们起外号,当然,以尊师重道准则来说这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