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一部名为《我不是药神》的电影正在中国热映，在取得不错的口碑与票房成绩同时，也引发了民众关于“天价癌症药”问题的思考与讨论。
这部由徐峥主演、号称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片子，讲述了一个印度神油店老板程勇，成为白血病仿制药“格列宁”代理商，拯救很多病人后却被控上法庭的故事。电影改编自一个真实事件，即2015年轰动全国的陆勇案。
现实中的陆勇，原是江苏无锡市一名小老板，因患上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需要不间断服用国际知名药企诺华公司（Novartis）生产的“格列卫”。由于该药售价高昂，使他陷入经济困境。一次偶然的机会，陆勇得知印度生产了一种仿制药，他不仅自己购来服用，还帮病友代购此药，结果被检察机关以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期间，200多名白血病病友联名写信为其求情，并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最终检察院撤回了起诉。
电影的剧情以及真实的陆勇事件，反映出中国普遍存在的癌症治病贵问题。彭博社2016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每年约有220万人死于癌症，一旦患病，痛苦不仅来源于身体，还来自于巨大的经济压力，欧美知名药厂生产的特效药价格昂贵，导致许多患者不得不放弃治疗。然而，中国的邻居印度却一直在以极低的成本仿制药物，于是，很多中国患者选择到印度去购买这种廉价的仿制药，有的还帮病友代购，甚至发展成经销商，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
进口癌症药为什么会这样贵？电影并没有深入探讨。事实上，普通人往往并不了解，癌症治疗药物的成本，主要并非来自于药片的原材料本身，而是医药公司在研发过程中投入的人力、财力和时间。一项新药问世，要经过理论建构、合成工艺开发、药代动力学验证、临床研究、注册审核等多个阶段，动辄就是十几年的时间，任何微小的差错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漫长的周期、巨额的投入，还有对研究人才水平的要求，让癌症特效药的研发几乎被几家国际巨头所垄断。
药厂不是慈善机构，如果没有专利保护和利润回报作为动力，没人愿意再冒着失败风险去开发新药，人类的医学进步无从谈起，攻克癌症将变得遥遥无期。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原研药”价格昂贵是有原因的，从法律的角度看，打击走私仿制药、保护专利也是理所应当。
然而，这个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购买仿制药和购买盗版光碟在行为上虽相似，目的却有显著区别，前者面对的是生死存亡。当自己或至亲之人身患重病，却因无力承担原研药的价格而等死时，法律精神、市场原理、人类进步等高高在上的名词，都会显得很苍白。生命的价值难以衡量，就像电影的英文名称"Dying to Survive"所体现的，在求生欲望的支持下，通过特殊渠道去购买仿制药治病，是人之常情，也符合尊重生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一边是法理，一边是人情，影片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矛盾与个人困境，有沉重的现实意义，值得人们思考。
除了法与情的冲突外，“天价进口癌症药”还反映出中国医药研究领域的两难选择。长远来看，中国肯定希望也肯定要走“欧美模式”，就像芯片一样，自主研发抗癌药物也是核心竞争力，可以不再受制于人，然而，眼下中国的药企并没有这种能力。更何况，欧美发达国家由高收入水平和相对健全的医保体系托底，而人口众多、贫富悬殊的中国社会，有些时候反而和印度的情况更相似，就像《我不是药神》里的一句台词所说：“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但是，如果破罐子破摔，干脆选择走“印度模式”，在医药领域也变成“山寨国”，只会衍生出更多问题，让中国在未来付出更昂贵的代价。
医学水平和医疗资源终究是有限的，而个体对于健康长寿的追求却是无差别、无止境的，从人类的宏大视角来看，这种矛盾也许永远无解。但是在当下的中国，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具体改善的空间。药品定价，本质上是药企、国家、医院、患者之间的多方博弈与沟通结果。进口药在中国的价格构成很复杂，除了原来药厂的成本以外，还包括税收、代理商、医院和医生等层层利益相关方。事实上，中国当局近来也做出了一些积极的尝试和改变。
从今年5月1日起，中国取消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28项药品进口关税。而自去年开始，通过国家谈判，部分“救命药”降价进入了医保目录，其中大多是患者热盼的靶向药。中国也在对医疗体系进行改革，逐渐破除“以药养医”的乱象。当然，这背后仍然有很多困难，比如医保体系能否维持住，比如医院和医生的利益如何保护，再比如降价后的进口药对国产药会带来怎样的冲击等等。但无论如何，开始改变总是好的，就像电影中徐峥饰演的程勇最后所说：“今后都会越来越好吧，希望这一天早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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